“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旋律，也将是2018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方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高质量发展”提出的8项重点工作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居于首位。

　　事实上，2015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直处于经济工作的核心政策地位，可以说，其正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

　　回看过去两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取得明显成效。当前，楼市库存创下近年来新低，钢铁、煤炭去产能提前完成年度任务，企业杠杆率稳步下降，减税降费与降低制度性成本同时发力，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发展对传统短板领域形成重要支撑……“三去一降一补”的积极有效推进正成为经济稳中向好、结构改善的重要基石。

　　不过，在看到阶段性成果的同时，也要看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面临重大挑战。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需要不断深化，进一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此背景下，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时给出了更加具体的方案，即在继续抓好“三去一降一补”的同时，以“破”、“立”、“降”推动三个转变，进而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质量。

　　首先，要“破”旧模式、旧路径、旧思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值得注意的是，“破”不仅是针对某一种过剩产能、某一家“僵尸企业”，更是破除对旧模式、旧路径的依赖和侥幸心理。去产能战役号角吹响已有数年，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整体成效时进时退。其原因不在于市场信号不明，而在于各地、各行业、各企业或寄希望于他人率先去产能而坐享市场红利，或怀有政府兜底、向外输出等侥幸心理，或推脱于员工安置压力。一旦政策有所放松或市场价格有所回升，则容易出现反复。

　　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度坚定了破除无效供给的决心。对于企业而言，不能再寄希望于政府的“父爱主义”，不能坐等政策红利，而应当及早捕捉市场信号，发挥企业家精神，进行适应性调整；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要敢于啃硬骨头，尽快打破此前“唯GDP论”下对规模、数据的迷恋，一方面坚决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让稀缺的优势资源得以流向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另一方面积极设立就业和社会保障基金，通过为分流职工提供转岗培训等方式，守住民生和社会稳定的底线。

　　其次，要“立”新动能、新产业，同时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中国也掀起创新创业大潮，并依托市场规模优势，在数据积累、人才积累方面颇具竞争力，甚至在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取得世界领先地位。不过，要想在上述基础上实现弯道超车，打造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与公司，还需进一步推动改革，为企业营造鼓励创业创新的良好市场环境。事实上，中央已推出一系列减少行政审批、加快财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措施。就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强调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创新权益、自主经营权，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态度——在一系列职能转变与优化服务政策之后，中央日益重视体制机制的建设与完善。这也是未来“立”新的重要支撑。

　　再次，要“降”要素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随着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人口红利逐步消退、环境资源约束加重等，要素成本上升成为客观现实。对此，需要通过技术、模式的不断创新来降低其负面影响，或提高产品价值来抵消成本上升的影响。与此同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亟待进一步推进。在此过程中，政府职能与角色转型至关重要，从角色定位上，要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防止过度和不当干预市场；从制度建设上，要依法保护产权，让市场参与者形成稳定预期，增强其投资信心；从优化竞争环境上，要启动新一轮国企改革，推动垄断行业开放，拓展民间投资空间；在融资机制上，要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同时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消除监管“真空”。

　　总之，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质量是对此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更高要求，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这并非一个全新课题，但伴随着改革持续深入，我们面对的将是更加复杂多变的形势、更加困难的问题以及根深蒂固的制度性顽疾。对此，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了鲜明信号，无论是“破”旧路径依赖，还是“立”新发展动能，抑或是“降”综合性成本，都不是针对单一现象的改良，而是从体制机制上寻根问疾。只有那些长期存在的深层次、根本性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我国经济才能真正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