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药苦口利于病”，这句俗语大多数人都不陌生。然而，如何看待结构调整、动能转换过程中的“苦”与“痛”，人们的认识和行为却容易产生分化。

　　不承受“阵痛”，恐遭受“剧痛”。道理大家都懂，但知易行难。尽管所有人都明白“阵痛”需承受，但分歧在于——谁来承受“阵痛”。与“喝苦药治病”不同，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期中“阵痛”的制造者、承受者与改革后的受益者并不一致。

　　一是忍痛主体与受益主体未必一致，即“喝苦药”的人未必受益。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化解产能过剩遇到的困境。众所周知，产能过剩企业不仅自身效率低下、入不敷出，还挤占了大量优质资源，负面外溢效应明显。然而，去产能攻坚战打了多年，尽管取得一定成效，但一旦出现某种政策松动或行业产品价格上涨，复产之风就会滋长。不少“乖乖减产、停产企业”自身承受了损失，却为他人做嫁衣。这种 “谁减产、谁输；都减产、共赢；都不减产、同输”的“类囚徒困境”减弱了“忍痛”的动力；而不少产能过剩企业体量庞大，也是地方GDP的主要拉动者及就业的主要吸纳者，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一致，但却与全局性的转型升级、结构调整趋势不符。

　　二是本需忍痛的主体在“不忍痛”的情况下也有好日子，即“不喝苦药”的人不用承担相应的损失。例如，尽管部分国企或有地方政府背景支持的融资平台的低效率久受诟病，但在软性预算约束预期下，可轻松享受优质资源；在资金获取方面不受约束、“钱来得太容易”实际上成为变革的阻力。没有根本上的倒逼机制，所谓的转型升级有时候会沦为隔靴搔痒，而未切中要害。

　　由此可见，由于权责利害的主体不一致，“喝苦药治病”的逻辑并不能简单套用在“以改革阵痛换取可持续发展”上。

　　但是，这种权责矛盾并非无解。尽管一些关系的失衡看似大局意识与利益天平之间的选择困境，实质上是对激励、约束机制设计和执行力度的考验。因此，对于监管层而言，伴随着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趋势，应当通过完善激励约束规则，来扭转已出现或潜在的失衡矛盾。

　　这种规则的完善牵涉到三大类主体。

　　一是对优先实施改革的市场主体，加大制度性激励，让“早治病”者多受益。

　　不可否认，在去产能时会遇到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和人员分流等压力，而一些企业往往通过“讨价还价”来拖延改革与转型，逃避“关停”之困，以获得更大利益。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些对落后、过剩、低效产能看似“温柔”的行为，实则是对服从政策优先转型以及其他生产效率更高企业的“残忍”，有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

　　因此，政策除了对“去产能”的企业给予必要的转岗、分流员工培训承诺外，还可设置对优先行动者的激励性政策。例如，给予其在债务处置等方面的制度激励；对于切实推动而非纸上谈兵的“并购、重组”企业辅以融资、财税、技术培训上的“优先安排”；树立“先转型者先受益、多受益”的先进典型，探索、推广经验，形成正面示范效应，以此让“退出更顺利”，让“不退出、不转型”代价更大。

　　二是通过反复、长期博弈，扭转地方官员的执政心态，使他们认识到逃避“一时吃药”并不能逃避“追责”。

　　对某些地方政府官员而言，任期内的“政绩”是决定其个人发展的选项之一。他们往往致力于追求短期内有明显效应的经济“亮点”，而对转变缓慢的环境指标和质量指标不愿费力，这应该说是大多数官员的行政逻辑。甚至，在环境和质量方面的不作为还可以通过偷换概念、掩饰问题来实现。

　　这种现象正在得到纠偏。通过多重考核目标与长效问责机制，“拖延治病、粉饰GDP”代价将被放大。具体的举措可包括：在单纯的数量红线外，设立结构性指标以及其他参照性指标；明确奖惩及责任追溯时效，一旦出现问题，“继任者”不应是“接盘侠”，短期的直接既得利益者也必须承担责任。

　　三是向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等释放明确信号：在不考虑风险的前提下支持“不喝药、不治病”的企业或平台，后果将很严重。

　　此前，曾有部分官员分析，金融机构、中介机构等对高举债的部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企大开方便之门，形成“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局面。其中，企业需要钱，而金融机构则想“躺着挣快钱”，信用评级、资质审定等中介机构则需要业务，这意味着三者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打破这一困境的关键无疑在于“风险自担”“后果自负”。实质上，这种“合作”除了利益的联结，更关键的是风险的转移。以地方政府乃至国家信用背书的软性预算约束预期，让这种“合作”成为了“无风险套利”。因此，要打破这种不符合风险收益匹配规律的合作，软性预算约束预期的打破不可或缺。而前文所述的完善对市场主体、地方官员激励约束，本质上也是在释放出明确、可信的改革信号：一旦二者的行为发生实质性扭转，金融机构、市场主体甚至海外市场参与者也将形成新的预期，进而会根据市场规律来纠偏。

　　毫无疑问，改革难以一蹴而就，承受“阵痛”在所难免。但是，谁来承受是关键。如果权责利匹配失衡，难免让付出者寒心、“赚容易钱”者滋长。此消彼长，不仅会导致转型升级乏力，还将积聚风险。“壮士断腕”的口号喊了多年，但落实过程阻力重重。究其原因，在于有时“断腕”壮士并不能获得相应的发展优势，反而利益受损。因此，通过体制机制的激励约束，让产能过剩企业承担经济转型升级中的“阵痛”，让改革先行者得到激励，才是改革过程中的应破之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