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我国股市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行情，上证指数一度相对年初指数下跌超过20%。

　　笔者认为，导致上半年股市调整的因素有三：一是金融去杠杆对资金构成一定抽离作用；二是中美贸易摩擦令市场存在担忧情绪；三是债务违约及黑天鹅事件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市场的负面情绪。目前来看，这三个因素都在淡化。

　　金融监管方面，7月20日，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尽管对公募银行理财直接投资股票仍旧没有放开，但可以配置权益类公募基金。同时，对非标处置的预期明显改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对流动性的担忧。

　　外部环境方面，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尚未平息，但两国之间的“底气”正在悄然转换。我国坐拥14亿人口红利，基数大、底子硬，更有坦然应对的信心。相比之下，美国国内对贸易摩擦的反对声浪日益加大，再加上近期发酵的“通俄门”事件，特朗普政府的压力会逐渐暴露。

　　债务违约方面，上半年对债券市场的担忧一度传导给股票二级市场，5月份，东方园林债务问题就曾导致整个环保板块走低。目前，在融资环境边际改善的作用下，企业违约风险降低，相信对未来权益二级市场的负面扰动会逐渐减轻。

　　三季度以来，伴随底部的不断夯实和风险偏好的提升，国内股市有望在金秋时节迎来反弹行情，资本市场将趋于稳定发展。

　　首先，当前破净率处于高位，且连续两个月较为稳定，具有明显的“底部”特征。截至8月20日，在上市的所有3536家企业中，破净率为7.44%。回顾历史，2012年至2014年间，持续3年的高破净率的确构建了市场底部。尽管该指标与股市短期见底回升没有必然因果，但仍可作为推测反弹时点的考量依据。从市场估值角度分析，市净率也常被用来衡量股票投资价值。截至8月20日，上证A股平均市盈率为13.51倍，低于年初的18.40倍，也低于去年均值17.27倍，同样意味着A股可能已经“触底”。

　　其次，基本面存在超预期的可能。在外部压力犹存的情况下，政策层面希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基建投资，保证经济增速。受此影响，基建、环保、高新技术和高端制造业都有望迎来利好，企业盈利预期抬升。

　　再次，根据历史经验，无论是考核压力还是资金成本，机构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往往在四季度都会回升。6月底以来，不少公募基金进行了减仓操作。然而，对于非自有资金来讲，从股市撤出的流动性无论是购买“协存”还是“趴”在银行活期账户上，都不足以弥补成本。因此，越是临近岁末考核，机构投资者就越有“搏一搏”的主观意愿。随着利空出尽，“入场”资金有望增多。

　　最后，一个富有吸引力的股票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以美国的经验为例，2009年以后，伴随着量化宽松，美股走出了将近9年的“慢牛”行情。而股票作为美国居民持有金融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对应着居民部门资产端的扩大，带动杠杆率稳步下行。因此，我国监管层也有必要在未来的某个时点营造股市“慢牛”的有利条件。一方面，作为高流动性资产，股票价格上涨会催生民众的消费借贷意愿，总需求的提升会带动总供给，企业扩大生产，盈利提升；另一方面，提升后的企业盈利会提升投资者偏好，吸引更多资金入市，这样就可以形成全社会供需上涨和股指提升的良性循环。当然，“慢牛”意味着杜绝投机。监管层还应当对投资者的行业偏好加以引导，避免重复资金“脱实向虚”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