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际清算银行（BIS）亚洲及太平洋办事处成立20周年研讨会在香港举办。会上，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发表了有关全球化对个别经济体通胀和金融稳定影响的主旨演讲。

　　尽管近年来出现了具有排他性质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分离主义在内的“逆全球化”、甚至是“去全球化”的现象，但是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全球化对通胀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学者、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助理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米什金(Mishkin)认为,尽管全球化不能完全解释一国通胀动态机制的转变特征,但是全球化可能会通过一些微妙的方式影响国内通胀动态走势。无独有偶，日本银行研究和统计部门工作的研究人员关根(Sekine)也认为，传统的通胀动态传导效应在减弱,特别是近年来很多国家出现能源价格和食品价格快速上涨以及货币大幅贬值现象,但通胀率并未出现大幅波动。事实也是如此，在过去20年间,无论是发达市场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通胀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且通胀波动幅度也变得更加平稳。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一直在中高速增长，但是通胀水平总体上呈现低位平稳运行的态势，经济高增长并没有伴随着长期的高通胀。

　　全球化影响一国通胀走势的主要渠道，一是进口价格的变动直接影响消费者价格；二是国际竞争压力和跨国公司跨境价格差异等一些全球化因素，会在没有实际进口的情况下影响国内价格；三是随着全球生产和贸易模式从最终品贸易转向价值链贸易，全球价值链也成为解释全球化因素对国内通胀影响的关键要素。黑田东彦认为，这些全球化因素对国内通胀作用的大小，不仅取决于国家的规模、收入水平和贸易开放程度等因素，而且也受到全球化的不同方面（比如贸易、竞争和价值链等）不同方向变动的综合影响。由此，近年来，各国尤其关注国外产出缺口、进口价格以及贸易开放度、全球价值链等全球化因素对国内通胀的影响,尝试从全球化视角解释通胀动态机制的变化特征，并据此作出合理的政策选择。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为了更好地应对全球化对国内通胀的影响，我国首先要积极完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在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大背景下，我国应对新通胀机制所进行的政策制定和调整将变得更加复杂，政策调整的系统性误差风险也将更大，尤其是目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走势不确定性最强、预测难度最大、政策选择最难的一个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只考虑国内产出缺口的传统通胀动态模型，将不能完全适用于当前相互交融的全球经济，要努力突破传统的政策分析框架，在关注国内通胀驱动因素的同时，及时跟踪国外经济发展状况，从全球化视角进行宏观政策的动态调整，不断增强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当然也要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应对通货膨胀，单靠货币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必须统筹协调，强化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以及环保政策的协调配合。

　　此外，加强区域合作是我国应对外部冲击溢出效应的另一种有效的手段。在亚洲地区，各国央行有很多机会共同商讨和推进区域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当国内的价格和金融稳定受到巨大的外部冲击时，尤其在金融危机期间，各国央行之间的紧密沟通与合作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目前，加强区域合作、提升区域经济抵御外部冲击能力的若干举措已经有了，比如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CMIM）。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主要国家之间货币政策持续分化的环境下，我国要加强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区域金融合作，提高清迈倡议多边机制救助贷款的适应性、灵活性以及与其他救助资源的协同性，充分发挥其防范和化解危机的区域金融安全网作用，更好地推动我国及周边地区宏观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此外，要联手其他国家大力推进区域本币债券市场发展，进一步改善区域金融基础设施，提高区域金融一体化程度，促进本币储备投资于本地区，促进区域经济金融繁荣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