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各地纷纷出台支持民企发展的措施，用真金白银送上政策“大礼包”。同时，也有评论指出，与特殊的倾斜政策相比，民企发展更需要公平的发展环境。笔者认为，提供公平发展环境是支持民企的根本之策，也是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正确路径，而落实这一点的重要抓手，就是贯彻“竞争中性”原则。

　　今年10月，央行行长易纲在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表示，将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由此使得“竞争中性”一词进入舆论视野。在不久前的首届进博会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茅也表示，今后将采取竞争中立政策，对内资外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一视同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竞争中性”原则的提出，本是针对国有企业，但它对民企发展信心也具有重要影响。显而易见，当下民企的一些焦虑很多正是源自与国企的关系问题，如地位是否平等、竞争是否公平等。因此，落实“竞争中性”原则不仅关乎国企改革，也关乎民企发展。

　　“竞争中性”原则最早由澳大利亚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其含义是指政府行为对国企与其他企业在市场上竞争的影响必须是中性的。“竞争中性”概念的特点在于，它既符合我国的方针政策，又符合通行的国际规则，可以说是“中国特色”与“国际惯例”的交汇点。

　　一方面，“竞争中性”的精神与我国经济政策具有内在一致性。虽然“竞争中性”貌似是一个“新词”，但它与我们常讲的“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等指向的是一回事。党的十八大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这些“平等”“公平”“同等”的表述，完全符合“竞争中性”的精神。

　　另一方面，“竞争中性”的表述又体现出与国际规则的融合、接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而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绝大多数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毋庸讳言，两种制度在经济交往、贸易往来中必然需要磨合，也难免产生误解。相比我国话语体系中的词汇，“竞争中性”的表述更符合国际惯例，更容易被接受，也有助于赢得更多理解和认同，减少国际上对“国企扭曲”等问题的质疑。

　　落实“竞争中性”原则，无非是要处理好两个问题——保持中性、公平竞争。这也是改善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

　　其一，保持中性，就是面对各种所有制企业，政府立场应保持中性和中立。对各种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是我们的一贯原则。而“竞争中性”的特点在于，不仅有“原则”，更有“细则”，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将其归纳为企业经营形式、成本确认、商业回报率、公共服务义务、税收中性、监管中性、债务中性与补贴约束、政府采购八方面标准。这意味着，坚持“竞争中性”不能停留于口头和原则，而要在具体指标上有所体现，并能够执行和评估。其实这和我们讲的“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也是同样道理。

　　其二，公平竞争，就是要消除市场竞争中的各种不合理“场外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应该说，民营企业不怕竞争，怕的是不公平竞争。民营企业自开始就是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成长起来的，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也强调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公平参与竞争，按理说二者并无矛盾。但现实中，对民企的歧视和限制，公开的虽不多但隐形的却不少。这就需要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等方面打破各种“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打造公平竞争环境。

　　“竞争中性”原则体现在金融服务方面，就是要消除融资的“所有制歧视”。近年来的民企融资难，与一些机构人员对“政治风险”的顾虑不无关系。因此，金融机构支持民企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当年，邓小平同志曾提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其中并不包含“所有制”。金融服务也是如此，正如央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不久前接受采访时所表示，评价一个企业，不要看它的所有制和规模大小，主要还是看治理结构、风险控制能力、技术发展水平和市场需求情况。

　　还需指出，“竞争中性”原则与特定阶段对民企的倾斜性支持并不矛盾，相反，这是一种纠偏，体现的是公平。比如，当前信贷投放强调对民企倾斜，正是对以往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时“国企偏好”现象的扭转。又比如，被央行行长易纲称为“三支箭”政策组合之一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也是在“羊群效应”单靠市场力量短期难以自我校正的情况下，用政策对金融市场非理性预期和行为进行的必要引导，最终目的是促进民企在“竞争中性”环境下与其他企业同场竞技，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