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杠杆率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宏观杠杆率上升5.1个百分点，而二季度只上升了0.7个百分点，宏观杠杆率攀升势头减弱。不过，与2017年以来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抑制相比，2019年上半年宏观杠杆率上升5.8个百分点，增速较高。

　　今年以来，政策层面多次强调，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兼顾稳增长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结合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经济高质量发展压力加大，稳杠杆作为防风险的重要组成，也要注意好与稳增长之间的动态平衡。在必要时稳增长应居于首要位置。

　　严监管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报告》显示，分部门来看，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18年末的53.2%持续上升至2019年二季度的55.3%。目前，在51.7万亿元的居民贷款中，中长期贷款为31.7万亿元；短期消费贷款为9.1万亿元，是拉动居民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动力。

　　短期消费贷款增长也释放出了积极信号。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副主任常欣表示，短期消费贷款对应真正的居民消费，是中国由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消费驱动模式的催化剂。随着“房住不炒”定力加强，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手段基调明确，针对个人住房贷款和消费贷款的规范更加严格，提振短期消费贷款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也将进一步显现。

　　在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方面，一季度上升3.3%；二季度下降1.1%；上半年增幅收窄至2.2%。从各项融资工具来看，信托贷款、受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等影子银行融资工具规模都保持基本稳定，但与GDP之比则下降较多。非金融企业债务中，非标融资构成拉动杠杆率下降的主要因素。另外，债券融资相对稳定，银行贷款余额保持较高增速，后者继续推动杠杆率上升。

　　“从非金融企业不同融资工具的变动趋势来看，金融体系的严监管和金融去杠杆正在发生良性作用。”常欣表示，一方面随着金融监管的统一性、协调性增强，监管有力促使银行的表外资金回表，影子银行资产规模下降，银行资金空转现象减少；另一方面，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加畅通，贷款市场报价机制的应用将更好发挥引导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民营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已下降，不过《报告》指出，从数量上来看，民企债务占比仍在下降；国企债务攀升速度较快，在非金融企业债务中的占比提高至69%。常欣建议，需要在加快推进“僵尸企业”出清的同时，加大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地方债治理应“堵”“疏”结合

　　地方政府杠杆率长期以来备受关注，尤其是今年专项债发行规模增大，发行节奏前倾，地方政府杠杆率提升具备基础。《报告》显示，上半年政府总杠杆率从一季度末的37.7%升至38.5%，上半年共上升1.5个百分点。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33931亿元。从目前发行进度看，1月至7月份新发地方债规模已完成全年新增债务限额的83%。常欣认为，三季度仍存部分新增债发行额度，同时加上再融资债券和置换债券以及上年剩余专项债额度结转，地方债杠杆率提升仍有空间。

　　“开前门”和“堵后门”相结合一直被认为是地方债治理的有效方式。当前我国稳增长面临较大压力，基建投资增速保持低位增长，同时地方政府也正遭遇财政收支平衡困扰。对此，常欣表示，地方债问题应坚持“堵”“疏”结合，把“严堵后门”和“开大前门”协调起来，即严控地方政府隐形债务增量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地方债“开前门”的力度。

　　谈及专项债问题，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认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需要发挥更大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专项债如果能够进一步扩容、使用方向能更加明确，将会起到拉动基建投资增长的作用。另外，也要盘活国有资产，提高国有资产补充公共财政资金的比例。

　　平衡中稳增长可适当优先

　　今年来，防风险更加注重与稳增长的平衡关系，结构性去杠杆也是如此。《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助于为结构性去杠杆提供适宜的宏观经济和货币金融环境。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松紧适度，有助于把握好处置存量债务和控制新增债务间的平衡，坚持总体稳杠杆和结构性去杠杆的协调有序推进。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表示，去杠杆更是一种约束条件而不是宏观调控目标。当前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天平有时需要更偏向于稳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水漫灌”，而是要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也认为，稳增长与稳杠杆应保持动态平衡，必要时首先要保稳增长。

　　《报告》指出，一季度宏观杠杆率攀升与之相对应的是一季度经济增长的超预期。而二季度杠杆率增幅会回落，将给后续增长带来压力。对于稳杠杆要从整体考虑，特别是从助力稳增长的角度考虑。未来应该将重点放在体制、结构与效率上，把握好稳杠杆与稳增长的动态平衡，同时需要将杠杆与效率匹配起来，优化债务资金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