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不断迈上新台阶。其中，金融业对外开放按照“宜快不宜慢，宜早不宜迟”的节奏有序有力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断增强，金融监管得到加强和改进。在扩大开放的背景下，如何加强监管提高抵御风险能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效等问题，也引来更多关注和思考。

　　开放程度要与监管水平相适应

　　7月20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宣布了11条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在外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持股比例等多方面继续“松绑”。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先行先试金融对外开放措施。MSCI于8月27日实施A股二次扩容，A股纳入因子将从10%增加至15%。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再次提速。

　　在专家看来，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是基于当前国内外形势下的主动和必然选择。过去40年，中国依靠改革开放，依靠市场化和全球化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当前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恒大研究院助理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罗志恒日前在由北京金融街服务局、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主办的“聚焦金融业扩大开放，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专题研讨会上表示，放开市场准入，让市场主体自发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将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方向或者新增长点。对于金融服务业而言，就意味着对外开放再扩大。同时在全球经济下行、逆全球化兴起的大背景下，金融业的扩大开放也成为中国的必由之路。

　　罗志恒指出，通过金融开放，部分国家促进了金融效率和竞争力提升，而有的国家则暴露了经济金融结构性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金融开放需全面统筹考虑，在加大贸易开放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的同时，需审慎有序开放资本项目，提高风险抵御能力。

　　“金融扩大开放是以金融稳定或者说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能力为基础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表示，扩大金融开放一方面要与我国的监管能力相协调；另一方面需要监管制度根据金融扩大开放后主体特征、业务和行为的风险、成本承担等进行必要修改，使得权责利能更一致。

　　陈道富解释称，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必然会带来主体的多元化，进而带来许多需要回答的问题。比如，股东和金融机构分别处于不同的国家，适用不同监管当局的情况下，必然会对境内机构管理带来一些问题。如何确保境外股东切实履行股东责任？如何监管境外股东行为？我国现有监管法规并不能完全覆盖金融开放带来的系列问题，需要在开放的条件下重新思考金融监管等问题。

　　金融供给侧改革任重道远

　　开放本身不是一个目标，开放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国内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让金融体系能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在金融业对外开放全面扩大的同时，如何调整金融业对内有关制度政策，形成金融业内外部的良性互动和可持续性，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效？陈道富认为，在开放的过程中，需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华软资本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广宇表示，“开放+补短板”应该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意味着金融不能只停留在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更要致力于培育发展的新动能。”王广宇说。无疑，权益金融在扶持新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能做的很多。王广宇表示，从权益金融来讲，应该鼓励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发展。发展权益金融还需要考虑怎样让更多长期资金进入风险投资行业，如何在依法监管和适度监管中找到平衡，怎么做到真正支持科技初创期的企业。另外，还要进一步加快市场基础体系建设。

　　陈道富指出，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科技、产业和金融尚需进一步融合。因此金融开放的一个内在要求是，应尽快弥合科技、产业和金融之间的割裂，建立良性循环。首先，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需要依据实体经济真实的风险收益特征进行。其次，需要真正搭建基于产业内在价值的金融体系，即产业和金融需要实现更加内生化的共同成长。再次，需要中介赋能，真正让外资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

　　罗志恒则从金融体系资金流向的角度阐述了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仍待解决的问题。他认为，在资金端，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配置占比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只有11.8%；金融产品供给匮乏，投资品种单一；缺乏可长期投资的资金来源，资金期限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期限难以合理匹配。在金融机构与市场端，我国金融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且以大型银行为主，缺乏定位于专注微型金融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在金融供给与融资端，金融供给转变滞后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难以满足有加杠杆需求的部门，亟待继续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