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们面临的内外部形势复杂多变，机遇和挑战并存。从国际上看，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零利率’状态附近难以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被迫‘常态化’。”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求是》杂志上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增速仍处于合理区间，通货膨胀整体上也保持在较温和水平，加之我们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应尽量长时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即使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向零利率方向趋近，我们也应坚持稳中求进、精准发力，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始终坚守好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和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福祉的初心使命。

　　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了空前的货币刺激，从降息等常规货币政策，到零利率、量化宽松、前瞻性指引乃至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易纲在文中指出，这些政策有力对冲危机冲击，防止了经济和价格出现螺旋式下行，不过从中长期看也可能会延缓经济内在的调整进程，加剧结构性问题。

　　近些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下行速度明显快于经济增速和通胀的下行，降息和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呈边际递减的态势。由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务高企、增长动力不足、通缩压力挥之不去，非常规货币政策正趋于“常态化”。中商智库首席研究员李建军对记者说，本来是应对危机的非常规政策越来越变成了“常规货币政策”，尽管短期可能有一定的经济刺激作用，但长期来看负面作用可能更大。

　　“当前全球进入了低利率、低增长、低通胀的时代，量化宽松、负利率已经成为国际货币环境的新常态。”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张雪春日前表示，事实上，量化宽松和负利率政策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现，甚至加剧了已经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

　　张雪春进一步谈到，当前我国是少数没有量化宽松、没有零利率、没有负利率的国家，应该珍惜货币政策空间，畅通货币政策传递机制，协调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无需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在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看来，我国货币政策工具手段充足，通过不同期限、不同规模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搭配，完全能够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

　　货币政策有充足空间

　　“目前，中国在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上，应对下行压力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易纲日前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举办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货币政策为例，目前的利率处于适度水平，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水平也为今后的宏观政策调整留有充足的空间。

　　温彬分析称，当前的我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与潜在增长水平基本一致。虽然近期由于猪肉涨推动食品价格走高，进而使通胀水平出现较快上涨，但这结构性的，总体来看通胀水平还是可控的，因此我国货币政策还是有很大空间。

　　“我们并不急于像其他一些国家央行所做的那样，有一些比较大的降息和量化宽松的政策。”易纲表示，将来，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工具用完了，比如说它们已经接近零利率了，甚至实行负利率政策，我们应该在整个货币政策操作的过程中，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使得我们能够在这个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中尽量长地延续正常的货币政策，这对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有利的。

　　着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面对当前全球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中国的货币政策走势将会如何？易纲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型的经济体，货币政策主要是服务国内经济，所以决定货币政策也主要是“以我为主”，考虑国内的经济形势和物价走势来进行预调和微调。在转型升级中遇到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主要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综合分析中国国内的形势和国际背景，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当保持定力，坚持稳健的取向。

　　“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任务是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因此货币政策要有一定的压力动力，但更要有一定的定力。”李建军表示，总的来看，当前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大体匹配，因此在总量合理适度增长的前提下，核心是货币政策的结构优化，要加大支持中小企业和创新经济等方面的力度，确保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谈及下一步的货币政策走向，温彬表示，要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深化金融改革，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挥货币政策对推动经济发展作用。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改革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发展股权融资。

　　“下一阶段我国货币政策应兼顾内外、以我为主，在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等多重目标中寻求平衡。”在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看来，应通过宏观审慎评估（MPA）等手段，促使降准释放的流动性更精准地进入实体企业，同时要继续加大对金融机构正向激励，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真正实现从“宽货币”向“宽信用”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