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一带一路”的快车，贵州的业界出现了两个这亮点：一是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与教育部长签署协议，贵州将在扩大留学生教育、引进国外教育资源等方面获得国家教育部支持；二是贵州与印度努力对接在IT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开展合作。贵州到印度班加罗尔飞行3小时即可到达，与贵州到北京差不多，媒体传出的这句重新陈述空间的话，道出了贵州作为一个地方平台，在当今新外交与物理格局中的地缘优势。
     继导入中关村概念，大数据产业引爆了贵州的后发优势，莫迪访问中国，贵州与印度工业联合会签署了产业界面的合作协议，贵州又在与北京差不多距离的地理半径中，引入了一个通过国际化推动“下一步”支撑点的想象空间。
    作为一个创始人有贵州基因的国际公司，过去的一年，华为有3件事激动了市场、学术界和新闻界。一、华为Mate7、Mate8手机横空出世，以性价比优势迅速成为苹果手机有一拼的抢手货。二、中国人民大学两教授田涛、吴春波花了几年时间写了一本《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任正非的企业管理哲学与华为的兴衰逻辑》，出版后获得了第五届中国软件科学奖管理学专项奖。三、2015年，华为销售收入达3900亿元人民币，华为在业界的国际排名已成为全球第一。
   这一切都让人玩味；2015，在全国城市中财政状况良好的深圳，财政收入达到了7240亿人民币；作为一个总部设在深圳的企业，华为一年的销售收入额，超过了深圳市财政收的1/2。发稿前我尝试用百度找到贵州的数字，结果只查到2015年上半年，贵州全省财政的数字为1181.05亿元。如果按此数字扩大一倍或简单测一下，华为的3900亿，相信也会超过贵州2015全年的财政收入。其实销售收入与财政收入，不是一个对比口径，概念不可混淆，不能简单对比。28年前，华为的原始会创业者一共6个人，注册资金为2.1万元。我每天游泳时，都能碰到一个当年在南油工作的老蔡，他告诉我那时的任正菲，在“生意做亏了”离开南油集团时，欠债200万。可是根据香港经济导报的一篇报道，因把握了发展机遇，走对了路，到2014年时华为的总收入，已是初始创业注册资金的18000000倍。所以今天的人没人会认为华为不是一个奇迹。
   任正非高中毕业以前，长期生活、成长在贵州的镇宁和都匀。底层体验，使这位企业领袖，对贵州的贫困，保有忘不掉的记忆。他考上大学到重庆读书时，从家带的被子，床单，是妈妈从父亲所在的学校学生毕业离开学校不要了的旧的被子再拆洗，拼接而成的，用了4年。百万大裁军任正非离开军队进入深圳南油，到创办华为，又是一番刻骨铭心的记忆，可以说，只有一个受贫困和困境加多加重叠洗礼的人，才能在改革的年代，迎浪而上，创立一个没有退路的伟大公司。
    2014年春节，广东贵州商会举行年会报告会，请到了华为党委副书记来给贵州的企业家作报告。他用两组数字，揭示了华为成功的一个秘密；第一组：6与17；第二组：18与4，157、120与25%、75%与95%。密码为：从6个人开始创业，华为现员工已超17万人，28000倍的数字内涵，承载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本土小企业，华为逐步演进成一个产品卖给全世界、覆盖177个国家和地区的跨车公司。
    第二组数字密码与内涵是，华为走出国门18年，外籍员工4万人，其中有全球排名前三的顶级数学家，及多个专业领域顶级专家。华为外籍员工来自全世界157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点华为员工总数的25%。在120多个华为海外子公司中，外国员工占比为75%，在有些国家则达95%。
    我在想，全球化下今天的贵州走向国际化，是否也能如此吸纳全球人才资源，贵州现代化进程中，能否产生像华为这样公司？如果没有华为这样的至今仍然充满危机感的市场主体，那面向未来的动力和企图心又安藏在何处？与开放和充满竞争风险相配的体制机制又怎样切换？任正非一知有没有乡愁，能把一个伟大公司的市场DNA带回故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