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出席记者会并回答记者关心的问题。

　　周小川表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令人印象深刻且积极向上；中国经济结构和质量正在改善，经济基本面依然强劲；中国的高储蓄率将转化为投资。

   【周小川：个人住房加杠杆逻辑是对的】

　　第一财经广播记者提问：最近有下调了二套房购房比例，一月信贷新增也很大，很多人认为是在加杠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去杠杆和加杠杆的平衡？我们应该如何去杠杆？

　　周小川：中国作为改革转轨国家，中国很多人都没有自己的房子，住房贷款本来按理应该有一个大力发展的阶段，还有很多农民城镇化的过程，所以导致房地产快速发展。

　　很多国家个人贷款占总贷款50%，中国只占百分之十几。

　　需要宏观审慎框架的调节，其中一个就是首付比，这次下调审慎度是够的，产生坏账几率仍旧小于其他方面，依然是银行偏爱的产品。

　　中国要想控制杠杆率，关键还是要如何应对企业杠杠率过高的问题，也有关注地方政府杠杆率偏高的问题，总体还不是个人消费贷款偏高的问题。

　　【周小川：货币政策越用越多之后，效果就会递减。】

　　问：您曾经说过金融危机后很多国家过度依赖货币政策，您认为这会有什么负面影响，何种程度的货币政策才是合理的？

　　周小川：我确实提到过，但这并不是我个人观点，而是国际上都在作此讨论。这种问题学术性比较强，会有不同的意见。

　　金融危机后各国迫切想解决危机，结构性政策见效比较慢，而且有些比较痛苦，所以大家都用货币政策，见效快。而且财政政策各国空间不一样，而且需要国会批准，限制很多。我认为货币政策还是有效的，在遏制危机，加快复苏上起到了作用。但越用越多之后，效果就会递减。所以最近两三年国际上开始讨论，货币政策作用是不小，不过还要悠着点，是不是从财政政策上来着力。

　　【周小川谈金融安全问题】

　　周小川：金融安全问题，更多是危机传导，国际上尤其是G20提出几个方面，一是处理好太大而不能倒，包括系统性重要机构防止跨国冲突，二是监管体系和跨国标准的统一化，不能相互传导。三是跨境处置合理化，要有事先的准备，最后是G20也有一个意见，大家不一定注意到：考虑存款保险的原则，把局部问题圈住，不让迅速扩散，防止相互冲击和传染，跨国之间也有这种问题，包括欧元区，他们也对存款保险做了重要改革。

　　【周小川：目前溢出效应都还在探讨之中，还没有定论。】

　　问：欧央行、日本央行实行宽松政策，如何看待？

　　周小川：各国货币政策不一样，负利率或者加息，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确实最近一二十年，全球化水平提高，大国货币政策溢出相应提高，影响资本流动，会产生套利交易等等，因此要强调每个国家仍旧是为自己的经济制定货币政策，但同时要考虑外溢效益，加强沟通。G20提供一个平台。

　　很多问题还在探讨之中，没有非常明确地定论。金融安全的问题，是危机传导，大而不能倒，这些问题要加以重视，同时监管体系跨国合作要统一化。再就是跨境处置合理化，事前准备。最后，G20也有一个意见，要求大家考虑存款保险的核心原则，金融机构出了问题，如果有存款保险，能够把局部的问题圈住，不要迅速扩散，防止相互冲击和传染。跨国之间，特别是欧元区，对于存款保险作了重要改革，这些内容构成涉及到危机传导，需要考虑建立安全体系，G20下了功夫，还需要继续努力。

　　【周小川：中国正研究调整金融监管体制】

　　第一财经记者提问：危机后世界各国都推进了以宏观审慎为主线的金融监管架构改革，央行对系统性风险的管理明显加强，大多数央行都承担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十三五规划中指出要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您认为即将启动的金融监管架构改革的最优模式是怎样的？

　　周小川：您的问题有两部分，一个是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一个是G20政策成果之一。金融危机后，G20国家一起，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正式批准同意使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来应对经济危机，包括即溶政策要有逆周期性，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同时修订一部分过去的指标体系，使得宏观调控更加审慎，这是规则方面，达成了共识。

　　在各个国家实行要参与不同情况，各国按照框架精神来执行。但并不是说，这一框架的执行一定要有监管改革，这是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的改革。有些缺陷会导致某些问题的突发，大家希望要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全球有不同的做法，没有完全一致的模式。

　　我们国际的金融监管体制，也会出现一些不满意的地方，2015年中国金融市场出现动荡，需要改变，需要调整的压力，目前仍处于研究之中。其中一个因素要考虑，是否有利于宏观审慎框架的有效运行。

　　【周小川：中国政府高度关注债务问题，债务比GDP目前比例偏高且继续增长，需保持高度警惕】

　　问：中国债务水平已经占到GDP的250%(家庭、政府、公司部门)，未来还在不断增加。国外的一些国家已经因此经历了一些动荡和危机，中国在这方面会如何应对？

　　周小川：债务问题中国政府和央行高度关注。中国债务GDP确实偏高，同时在继续增长，需要引起警惕。但没有标尺说超过一定水平就会出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律。

　　中国有中国的特点，我们觉得有三个特点使我们需要关注的：

　　1)中国的储蓄率高，最主力的是居民储蓄，接近50%，其次是企业储蓄。其他国家只有百分之十几，甚至更少。不具有可比性。

　　2)中国资本市场正在发育之中，很多资金都是走银行系统，所以就会显得债务水平更高一些。如果股本融资发育水平高，那么很多资金就可以通过股本融资，债务水平就会低一些。我们也下了很大的力量发展股本融资，但也不能拔苗助长。所以目前债权融资比例相当大。

　　3)中国人均GDP很低，人均财富很少。想去投资没有底子，只能通过借钱。相信财富慢慢积累之后，借债会慢慢变少。

　　【周小川：我们不能缩手缩脚，对中国经济实际性改善的举措，要果断推行】

　　问：8月11日新汇改以来，人民币经历两轮波动，如何减少人民币波动，如何减少市场间的共振？

　　周小川：从金融市场角度来讲，要使价格在均衡水平附近，要防止泡沫的出现和积累，如果严重的出现偏离，就有调整的压力。如果不同的金融市场板块，可能产生相互影响，因此每一项具体政策调整变动，确实从理论上讲，应该是先考虑好，对于其他市场产生的影响，政策制定会产生溢出效应因此在国际上也要做这种考虑，并不是说所有事情实现都能预见到，可能在今后政策制定和效果模拟时更加小心，但也不能因此缩手缩脚，对于供给侧改革要果断推行，出了问题可以适当弥补，关键还是经济基本面，如果经济是健康可持续的，金融市场反应的过冲，也会经过短期波动，回归正常。

　　【周小川：一揽子货币中美元最重要】

　　问：金融市场如何理解中国央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政策，同时还要参照美元？

　　周小川：我们的说法是参照一篮子货币，这个提法也比较早了。所谓参照一揽子货币，是第二天的中间价参考头一天外汇收盘价。未来一篮子货币的权重会越来越大。在三大指数中，美元仍处于主导作用，一篮子货币中权重最大的还是美元。但也不排除加强日元美元等货币的权重。

　　【央行回应资本外流：不会过度基于外部资本流动来制定国内经济政策】

　　问：您对中国最近的资本外流情况如何判断，对货币政策有何影响，对于中国的利率走廊有什么看法？

　　周小川：关于国内的货币政策，我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更重要的还是考虑中国整个宏观经济的整体情况，不会过度基于外部经济或资本流动来制定我们的宏观经济体系。因此，我们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利率方面的考虑，在新常态下能够确实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优化。其中一个因素是货币政策从过去比较偏重于数量型的调控，逐渐转向更加注重于价格调控，利率要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利率要信号比较清晰，不要有过大偏离，要逐渐建立利率走廊，我们还处在这种过程中。央行货币市场操作的利率作为中间值，我们会通过各类操作使其处于合理区间。

　　【央行回应外汇储备下滑：中国外汇储备就像水库，不断有流入流出】

　　问：对于我国外储下滑是否担心？外汇储备底线是多少？央行如何应对外汇流出？

　　周小川：中国外汇储备始终是在变动之中，不是一种石油油田是有限的，而是就像是水库，上游不断地有水流进来，下游不断有水流出；过去若干年，两个阶段 90年代是外汇短缺阶段；后面外汇储备又快速增长，一度还担心增长太快，国际也把这种担心写到G20文件中，过多了就会有所减少。

　　资本流动多数情况是正常，但我们也理解社会上对于去年外汇储备下降过快，政策应对上也是多方面。究竟怎样的外汇储备水平比较合适？可能有多种学术上的观点，过去很多年大家都认为，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能够支持三个月的进口支付，但这个说法现在不太流行了。我认为，大家可以参考，IMF对于合适外汇储备规模的说法，但没有一种主要的观点来衡量外汇储备规模。

　　保持我们国家对外支付能力，目前无须担心，从政策来讲，为了保持外汇储备保持平稳，主要是宏观经济政策要正确，不平衡要走向平衡。

　　供给侧结构改革对于宏观经济也很重要，包含汇率政策应该是相对要正确的，如果汇率政策不正确，也会导致资本流动，同时要关注国际的各种变动，特别是对新兴市场。